【百年追求正義路】不再懼怕的對話—黨產講唱會，從音樂與對談親近轉型正義之路。

百年追尋正義路｜不再懼怕的對話—黨產講唱會

「讓風吹起咱的心 共同開出自由的花 / 讓正義牽起咱的手 親像壓不扁的玫瑰 / 傷心的人勇敢站起 弱勢的人爭取權利 / 用咱的雙手抱著幸福 自由 尬和平」一首來自農村武裝青年的〈自由的花〉，不知怎的，我們能在樂音的意境裡感受芬芳、感受清風漣漪、感受難耐，還有那股超越禁錮的不肯屈服，勾得愛河河畔的人們，思緒格外地清晰。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與港都認識王合辦的「不再懼怕的對話—黨產講唱會」正式在六月三日於高雄市電影館前廣場落幕，三個小時的講唱活動以音樂和對談交錯進行的形式，邀請法律白話文運動營運長徐書磊擔任活動主持人，長年關心臺灣議題的音樂人農村武裝青年和吳志寧演唱歌曲，接著與知名歷史學者楊翠、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前館長王御風展開有關轉型正義的議題對話。

想起農村武裝青年的阿達，曾在爆米香 Pongbiphang的專訪（原文在此）提及：「社會其實不缺各種的標題，這個社會欠缺的是最周到、最細膩的討論，而且是很小型的討論。」當天的活動大概就是這般意義的存在，有專程前來參與活動的民眾、有碰巧路過被歌聲捎來的人們，也有一聽到是政治相關話題就匆匆繞道而行的長輩，相互理解的過程從來都是忐忑不安的，「百年追尋正義路」系列活動的最終場就是希望成為一個鉤拉的線頭，當人們都可以不再懼怕過往威權年代的傷痕時，有些事才能從勒線裡解放。

農村武裝青年：「我也正在實踐屬於家庭的轉型正義。」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是一個主張用音樂捍衛台灣農村與永續土地的台灣獨立樂團。主唱阿達分享，來自彰化田中臺語家庭的他，在國小三年級前，學校都在執行說國語運動。謹守禁說方言的政策之下，每當媽媽來到學校，一口臺灣國語常惹得阿達覺得尷尬。

長大後，阿達開始反思，到底是什麼樣的局勢逼迫媽媽得說著不熟悉的華語，讓媽媽自己的語言被消失？他後悔小時候曾用那樣的眼光看待媽媽，多麽希望臺灣的對話環境也能像新加坡電影那樣，自然地夾雜英語、馬來語、華語以及坦米爾語。「如果臺灣沒有經歷過禁說方言的時期，會不會我們現在講話就可以自由地夾雜臺語、華語、客家話和原民語言呢？」他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繼續擁有阿嬤的語言，所以在家都是讓孩子沉浸在臺語的日常對話裡。

「會不會當我跟兒子說臺語時，他也會徬徨為什麼爸爸的語言與同學們不一樣？那他會不會也會覺得丟臉？」這樣的心境孕育出〈阿母的話〉這首歌，希望讓兒子明白，阿嬤的話是阿達心裡最美麗的語言，而他正在用最美麗的語言與兒子對話。對孩子的愛，阿達也寫進了〈予你的歌〉：「每一朵花 / 都有自己想展現的姿勢 / 要怎樣開花 / 不用向誰去解釋。」他相信當剪掉臍帶那一刻起，兒子便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比起上一輩常見的打罵教育，這一代的他帶著孩子一同探索、理解，再把最珍惜的寶藏賦予到他的身上，他笑說，這一段過程是屬於自身家庭裡的轉型正義。

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的轉型正義從「家」啟發，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前館長王御風老師則是從「歷史經驗」談起。高雄的民眾服務社普遍都有一個外凸的建物造型，宛如一個「中」字，隱晦著中正、中山這種黨國意識的寓意，多是王玉雲任職市長一職時，將市府財產無償提供給民眾服務社使用。

阿達藉此分享，小時候家裡附近也有民眾服務社，每到選舉外頭就會掛上國民黨的競選人布條，他那時候還不太清楚民眾服務社的存在意義。蔣經國過世，學校還曾帶著學生結隊去民眾服務社戴孝，搞得他回家被長輩臭罵一頓，非親非故卻被拉進複雜處境，讓他印象特別深刻。

沒想到，後方這棟高雄電影館前身也是一樣的來歷。該建物在1990年代才被歸還官方，褪去過往民眾服務社的歷史角色，2002年開始成為推廣影視文化的公共機構；如今人們可以自在地坐在館前廣場的長凳聽著音樂、參與公共對話的場合，這段轉型正義可說一路走來，好不容易。

吳志寧：「擁抱世代的歡喜與悲傷。」

獨立音樂人吳志寧常以溫柔的嗓音和木吉他分享創作，他以〈渺小〉開場：「我們只是小人物 沒什麼特殊 / 未來對我們太遙遠　宇宙太大看不到邊界 / 生命太小太脆弱　太無法掌握 / 可是阿媽曾經這麼說 即使每個人都不好過 / 也要努力認真生活　生命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提醒台下的聽眾，或許我們都是渺小的人們，但大家追求自由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只要願意集合眾人之力，也有可能迎來改變。

關於日常中的轉型正義，吳志寧回應，台灣目前關心議題最大的困境，或許就是群眾跟著媒體生活，好像只有媒體播報的事就是唯一值得討論的，但那些不討喜卻又跟現實息息相關的話題呢？他認為，切換不同觀看事情的視角，或許也是落實轉型正義的一種方式，才能將真相抽絲剝繭，直視事件的本質。

吳志寧對談的對象則是知名學者楊翠，是台灣日治時期作家楊逵的孫女；而我們這一代人會認識楊翠，多是因為他是魏揚的母親，也曾擔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提到台灣的轉型正義，楊翠分享，過去在執行移除威權象徵的蔣中正銅像時，也曾被人拍桌子翻桌指責。這種與結構性息息相關的議題本來就會迎來不同面向的指責與討論，但轉型正義其實與在意性平、權勢階層和疾病的去污名化等多元人權議題的人共享價值，得不斷透過交錯的借喻來讓人們理解。

到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得解散交付到各個主管機關持續耕耘時，當時曾有隸屬不同黨派的人來告訴楊翠，散落在民間的蔣中正銅像怎麼數量還這麼多？那個時刻，楊翠就知道轉型正義的種子已成功灑在許多人的心中。

楊翠引用2019年德國聯邦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主席Anna Kaminsky訪台時分享的德國經驗：「轉型正義的工程不是一場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德國做了四十年才完成了三分之一，臺灣也得要有長年持續討論的準備，除了公部門持續支持推動外，社會也需要很多民間力量，將議題擴散出去。

最後，主持人徐書磊拋出一個詢問，臺灣追求轉型正義遭遇的困境是什麼？楊翠坦言對於未來他還是抱持著樂觀的態度：「所有的今日都不是歷史的最低點；所有的苦難都有前輩承擔過了。」一條歷史直軸上，走著走著就會成群結夥，無論是身在裡頭積極應對的人，還是外圍參與者的角色，只要有人在乎著這個議題，總有一天將會以不同的方式孵化結果。